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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沂某商貿公司未經批準從事直銷活動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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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9-12-03 09:36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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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2018年1月,江蘇省揚州市市場監管局接到舉報,稱某直銷企業下屬團隊K公司以直銷業務為平臺,以直銷化妝品為名搞傳銷。接報后,揚州市市場監管局迅速立案并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的協查,調取了該團隊負責人林某及其他20余人名下所有銀行卡流水,通過財務分析軟件進行比對分析,理出林某所屬團隊涉嫌參與傳銷人員約1萬多人。因本案案值較大,揚州市市場監管局經過研判認為林某的行為涉嫌構成組織領導傳銷罪,遂于2018年4月將該案件移交給公安機關。又因該案線索涉及K公司未經批準在揚州市從事直銷經營活動,揚州市市場監管局與公安機關達成分別立案、分別調查共識。由公安機關對林某涉嫌組織領導傳銷行為進行立案調查,揚州市市場監管局對K公司違規直銷行為進行立案調查。

初查情況
  揚州市市場監管局調查人員通過舉報人提供QQ電子數據文檔分析,確定當事人林某從屬的營銷團隊名稱為飛翔團隊,林某系該團隊的核心層人員。從業務運行軌跡看,飛翔團隊與K公司屬于兩個組織,在直銷活動中兩者屬于合作關系。飛翔團隊自行設計了直銷模式制度,以臨沂某商貿公司作為法人登記組織與K公司發生業務往來。調查人員通過第三方平臺的數據及雙方財務往來查實,飛翔團隊的直銷模式是:將發展會員交納的貨款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歸集于臨沂某商貿公司。而后臨沂某商貿公司向K公司提出訂貨需求,K公司按臨沂某商貿公司需求發貨,并提供貨款的增值稅發票。臨沂某商貿公司按發票數額將貨款匯給K公司。雙方每一筆購貨往來對應很清楚,屬于傳統的貿易關系。飛翔團隊會員業績的返利亦由臨沂某商貿公司通過在第三方支付平臺開設的戶頭支付,與K公司沒有關聯。這個初步調查結果與調查人員原先設想的K公司主導的違法直銷活動有較大出入。根據上述調查情況,揚州市市場監管局重新立案,將違法主體由原先的K公司變為臨沂某商貿公司。

處理結果
  調查人員經一年多調查查明,2015年1月,臨沂某商貿公司與K公司簽訂了經銷商代理協議,雙方約定K公司授權商貿公司以商貿公司名義專門銷售K公司生產的系列化妝品。2015年3月,臨沂某商貿公司在未經商務部門批準核發直銷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通過直銷員陳某發展會員,從事直銷經營活動。2015年5月13日至2016年3月16日,臨沂某商貿公司通過直銷員陳某在揚州市發展了林某、王某、周某、毛某等會員300多人,直銷收入計2315190元。鑒于臨沂某商貿公司的行為違反了《直銷管理條例》第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構成未經批準從事直銷活動行為。2019年6月12日,揚州市市場監管局根據《直銷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對臨沂某商貿公司作出“沒收違法直銷銷售收入2315190元、罰款40萬元”的行政處罰。

本案焦點
  1.違法主體如何確定?
  本案涉及的違法事實比較清楚,但如何確定違法主體相對比較復雜。當前直銷市場直銷主體的監管難度較大,一些掛靠直銷企業團隊、直銷企業經銷商、直銷員及冠以“優惠顧客、會員”身份的自然人,各類主體身份相互交織,較難分辨。就本案來講,主體身份涉及K公司、臨沂某商貿公司、頭目林某、直銷員陳某等。要想確定誰是違法主體,需要執法人員從買賣關系、資金關聯兩個方面來確定。一是從法律關系上來講,買賣關系是確定違法主體的主要標準,即從消費者(會員)角度來看,確定其跟誰買的產品,從而確定買賣雙方;二是從資金關聯方面來講,資金流水歸集是確定違法主體的重要標準,即消費者(會員)的款項最終歸集到誰的賬戶名下。本案通過這兩個方面的取證固定事實,確定違法主體為臨沂某商貿公司,符合基本事實。從上述分析可知,確定買賣關系、查清資金關聯,對于直銷案件違法主體認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傳銷案件移送后,能否立案調查違規直銷?
  直銷企業的違規直銷經營活動,往往與傳銷行為交織共生。而一旦查實傳銷行為,很多達到刑責標準。市場監管部門對于傳銷案件查辦一般有兩種處置方法:一是將案情線索及材料移交公安機關,市場監管部門不再辦理;二是先行對傳銷案件進行查處終結,再移交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這兩種處置方法各有不完美之處。不辦理直接移交,案源流失,作為辦案人員來講有遺憾之處;先處罰后移交,存在隨著時間后延犯罪嫌疑人有脫逃或者隱匿毀滅重要證據的可能,從而影響刑事追責導致瀆職的后果。本案的查處給執法人員提供了第三條可選擇的路徑,即市場監管部門和公安機關合作,公安機關查處傳銷,市場監管部門查處違規直銷,各司其職,分別處理。這個路徑的可行性在于:一是從行為構成要件上來講,直銷和傳銷符合兩個行為的構成要件,是兩種行為,司法、行政分別處理不屬于重復規制;二是違規直銷涉及的具體表現較傳銷更為廣泛,《直銷管理條例》列舉了14類違規直銷行為,大多數與傳銷行為并無交織,因此也不存在一事兩罰的問題。同時,這種分別處理的方法有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避免了對違法行為行政、司法重復處理合法性的爭執;二是司法調查和行政調查的證據可以共享。本案中,揚州市市場監管局拿到的一些重要證據都來源于公安機關查實的證據,司法調查為行政調查提供了有力支撐。

案例評析
  本案是揚州市市場監管局近年來處罰金額較大的違規直銷案件,調查時間之長、組織人員之眾、經費投入之多均創下了歷史之最。本案的成功辦結,體現了辦案人員縝密的辦案思路、先進的技術手段、鉆研的工作作風。辦案人員總結了三點經驗:一是辦案人員通過全國審判文書數據庫獲取了全國涉及K公司傳銷的司法判例6起,從中選擇了外省某公安機關偵辦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同類案件,掌握了有效的辦案路徑;二是執法人員通過網絡監測技術手段進入了飛翔團隊的服務器,并委托阿里公司云服務器協查固定了大量的經營信息證據,通過重慶市智信電子數據司法鑒定所進行證據保全,委托揚州專業網絡服務機構對硬盤數據進行恢復;三是善于駕馭“大氣候”,借助整治“保健”市場亂象百日行動的東風,整合各執法部門辦案力量,同時加大普法宣傳力度,讓當事人主動投案協助調查。這些辦案經驗為今后市場監管執法人員開展直銷行業的監管以及查處傳銷、違規直銷案件提供了參考。

辦案啟示
  1.違規直銷案件的查處難度加大,違法行為較難溯及直銷公司。
  目前,市場監管部門查辦的直銷違規案件,直銷企業是違法主體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案件查辦中指向直銷企業的證據較難獲取,僅能收集到經銷商、直銷員的相關證據。本案當事人K公司的傳銷手法及上下線圖,是其2015年5月之前的制度設計,之后K公司廢棄了這種制度。調查人員查處的初衷原來指向K公司本身,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資金鏈一直在會員與臨沂某商貿公司之間循環,并沒有歸集到K公司。因而不能將K公司列為違法主體。這種現象說明,隨著對直銷違法行為查處力度不斷加大,使得一些直銷企業在企業與經銷商之間構建一道防火墻,以往調查案件在證據上關注的指向直銷企業的資金進出流水、給付報酬流水、電子積分結算、勞務發票、網絡平臺電子賬戶材料等,均無法在本案上得到復制。
  2.調查手段受限,第三方支付平臺取證配合度成了調查取證的關鍵。
  由于近年來企業、個人特別是直銷企業及所屬團隊廣泛使用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行往來結算、支付返利,讓從資金鏈入手調查、確定違法行為與直銷企業之間關聯的查證方法面臨挑戰。一些直銷企業及從屬團隊選擇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流轉資金,不僅是為了財務便捷,也是為了隱蔽灰色地帶。直銷業務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結算往來資金,只能反映財務的首尾兩端,事實上屏蔽中斷了財務的中間段信息,客觀上造成了執法部門取證困難。從本案公安機關調查反饋的信息看,因第三方支付平臺不屬于銀行系統,故目前執法機關對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監管處于半真空狀態。一些規模較大的支付平臺相對比較正規,數據存儲管理比較規范,對執法機關的配合度也較高。但一些小規模的支付平臺運行極不規范,對于公安機關及其他執法部門的查詢,往往以業務訪問量巨大為由久拖不辦。本案資金結算涉及的A支付公司、B支付公司兩個第三方支付平臺公司總部均在上海浦東。其中,A支付公司較為配合,滿足了揚州市市場監管局提出的大部分查詢需求,而B支付公司由于K公司及商貿公司大客戶的身份,對揚州市市場監管局的查詢需求拖延不辦。本案的關鍵數據均在B支付公司,B支付公司的不配合給辦案機關的調查取證帶來較大困難。辦案人員4次赴B支付公司取證,前三次均受阻,最后在當地政府的協調下才取得相關證據。
  3.直銷企業涉傳行為較難定性。
  本案的調查是兩條線齊頭并進,即刑事調查與行政調查同時開展,相互支持,證據共享。本案刑事調查對行政調查的深入開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對傳銷的刑事定性難度很大,截至本案違法直銷行政調查結案,刑事層面還未能進一步推進。需要注意的是,傳銷夠不夠刑責,不僅是團隊計酬的問題,更主要的是要考察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及危害性程度。這不僅是司法機關辦理傳銷案件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也是市場監管部門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江蘇省揚州市市場監管局 葉 民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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